1937年,一个刚从国民党监狱走出来的男人,面对重返组织的邀请,只说了七个字:“这三个条件我答应不了。”他是陈独秀,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,却拒绝了毛主席伸出的橄榄枝。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,能让这位革命先驱宁可归隐也不妥协?更耐人寻味的是,毛主席后来却公开为他辩护:“他的思想只是生不逢时。”这场跨越信仰与现实的交锋,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?
“抗日可以,但和国民党合作?绝无可能!”陈独秀的拒绝掷地有声。毛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看似简单——支持抗日、参与统一战线、放弃“托派”理论,却刀刀砍在陈独秀的信仰命门上。最讽刺的是,第一条“联合国民党抗日”的要求,来自一个刚把他从国民党死刑边缘捞出来的政党。有人骂他顽固,可鲜少人知道,他的两个儿子就死在国民党监狱里。一边是血仇,一边是信仰,这位倔老头究竟在坚持什么?
时间倒回1927年,陈独秀和毛主席的第一次分道扬镳。陈独秀坚信该学苏联搞城市暴动,毛主席却带着残兵败将躲进山里打游击。十年后,当毛主席用“小米加步枪”带出百万雄师时,陈独秀还在狱中写他的《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》。出狱后,延安的同志已习惯称“毛委员”为领袖,而陈独秀的“托派”理论早被批为“左倾空谈”。更尴尬的是,连他昔日的学生王明,此刻正高举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的旗帜。历史给这位创始人开了个残酷玩笑:他的党,早已不是他认识的模样。
表面看,这只是场理念不合的告别。但暗流下,藏着更深的算计。陈独秀若真回延安,党内会怎么对待这位“过气领袖”?当年被他批评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毛泽东,如今掌握着全党枪杆子。更微妙的是,斯大林正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拥护苏联,而陈独秀的“托派”主张恰恰反对这一点。有人私下议论:这三个条件,到底是诚邀,还是变相驱逐?
惊天反转在五年后到来。1942年,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因误食变质蚕豆中毒身亡,临终前床头还放着未完成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而当年被他反对的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理论,此刻正让共产党的红旗插遍敌后根据地。最戏剧性的是,毛主席得知死讯后,立即下令追认其子为烈士,还自掏腰包接济陈家遗属。一边是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,一边是私人情谊的深切缅怀,这种矛盾像极了中国那句老话:道不同,亦可为谋。
有人说陈独秀太固执,可当一个人宁肯饿死也不背叛信仰,这份固执不该被嘲笑。也有人说毛主席太精明,但能对政敌后代施以援手,这份胸襟岂是精明二字能概括?看看现在某些见风使舵的“理论家”,倒是完美符合当年那三个条件——只是不知道,该夸他们“识时务”,还是叹他们“缺骨头”。
如果陈独秀妥协去了延安,今天的党史课本会不会多一个“迷途知返”的案例?当“团结”成为绝对正确时,那些拒绝团结的人,究竟是历史的绊脚石,还是照妖镜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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